2020-1《十月》·思想者说（选读②）∣黄灯：班主任

Original 黄灯十月杂志 2022-10-26

黄灯，女，湖南汨罗人，学者，作家，现居深圳，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七批客座研究员。多年来关注乡村问题，曾写作《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》，引发2016年全国乡村话题大讨论，著有《大地上的亲人》，《我的二本学生》等，主要从事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，业余写作随笔，曾获“琦君散文奖”、“第二届华语青年作家奖”非虚构主奖，三毛散文奖，《当代作家评论》年度论文奖等。

班主任

黄灯

历史的尘埃飘过课堂
过完寒暑假，便进入新学期。在关于1516045班的叙述中，给他们上专业课，是我作为班主任，一个非常重要的观测点。2017年3月至2018年1月，横跨整个年度，根据教学安排，我承担了包括1516045班在内的两个中文班的专业课。2016-2017年度的第二学期（2017年3月到7月），所上的课程为《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》，2017-2018年度的第一学期（2017年9月到2018年1月），所上的课程为《中国当代文学史Ⅱ》。显然，从内容而言，这两门课程有诸多重合之处，而如何在教务体系的规定动作中，通过自己的课堂实践，让学生附着于专业学习的同时，尽可能理顺时代的转型如何在他们这一代推进，如何感知他们和时代建立关系的方式，是我教学任务中，很重要的一个维度，也是班主任角色，赋予我的一个隐秘视角。对一个群体的理解，当我无法直接从日常生活获得清晰的感知时，对课堂的观察，是我作为一个教师的特有方式。横亘十年时光，与学生群体变化相对应的，是教学方式所面临的挑战。如果说，2005年刚刚入职时，我感受最深的，是多媒体泛滥对传统课堂的冲击，那么，到面对1516045班的课堂，我更深的感受，则是随着新媒体的爆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，学生人手一部的状况对课堂的瓦解。在知识极易获得的时代，我第一次意识到，教师职业所面临的根本挑战：知识的传达，不再成为教师理所当然的优势，信息泛滥对学生注意力的争夺，成为教师面临的最大现实。学校对此的应对，是利用行政力量加强管理，为了激励学生利用早上的时间自修，以制度的形式，规定他们必须早起，为了提高到课率，刷脸的软件，已在某些班级推行。专业规划、教材、大纲、教学进度、考点、难点、重点、知识点，这些上交教务部门的必备材料，以打印纸的苍白脸孔，横陈在学校的某个角落，除了表明某种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的达成，除了直接沦为应付教学检查的物证，如果没有彻底内化到作为教学主体的教师生命中，对新媒体语境下的学生而言，事实上，和他们的生命产生不了任何关联。单纯的知识灌输，已经不能引起学生半点兴趣，他们不会反抗，但他们会立即耷拉下脑袋，低头去看手机，连一个不屑的表情都吝于做出。脱离了高中的学习氛围，大学的老师，不再像高中班主任那样去管纪律，对这些孩子而言，是一次集体的踏空适应。在中文专业的课程设置中，各类文学史既是最重要的部分，也是发展最为成熟、被规范得最为彻底的部分。文学史的教学，是累死累活的妇产科。内容烦琐，知识点多，更现实的处境是，因为二本院校开设中文专业的边缘化，相对文学史的内容要求，课时往往会被大量削减，每次拿到教材，感觉就是将一个成人拼命地塞进一套童装。无论如何，带着学生在有限的课时内，尽可能帮助他们初步建立个人的文学史观，成为我2017年专业课教学的核心目标。既然按照常规的教学方法，我只能浮光掠影地将文学史的知识点梳理一遍，而这种单纯知识点的灌输，太容易引起他们的腻烦和疲倦，那么，我们能不能在有限的课时内，尝试建构起一种真正和学生交流、触及人心的课堂？建构一种老师引导、学生参与，课内和课后相结合的立体课堂？通过教学实践，我能否做一名在场的反思者？ 2017年下半年，和学生商量后，我决心拿出一半的课时（27学时，9周，每周3学时），采用讲授和讨论相结合的方式，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文学史的建构过程。学生的讨论涉及伤痕反思改革文学专题、现代派专题、莫言专题、新写实专题、韩少功专题、现实主义冲击波专题、非虚构专题、广东作家专题。很明显，这八个专题，无法勾勒出一部完整、系统的文学史，某些专题的设置，诸如韩少功研究，甚至充满了我个人的偏好，“非虚构专题”和“广东作家专题”更是越出了现有文学史的边界，但因为我台下的学生，大部分来自农村，来自广东，让他们阅读近几年与乡村书写有关的非虚构作品，或许能更快地唤醒他们的生活经验，让他们审视自己的村庄，建立起对文学史贴皮贴肉的真实感觉；更为重要的是，作为转型期的一代，面对文学史相对封闭的边界，了解广东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的文学表达，将有助于他们了解自身，也有助于他们在他者的表达中，了解自己的出生地。文学小组很快活动起来，由于课堂时间的限制，师生被迫主动向课外延伸，这种化被动为主动的学习转变，让我暗暗吃惊。我一直隐匿心头想通过课堂，逐步训练他们学术思维的想法，找到了落地的契机。更重要的是，通过课堂的拓展，他们懂得了课后去组建学术小组，懂得了真正去探讨一些问题，懂得了在团队中配合着完成各自的任务。我知道，在重点大学，学生有很多机会获得学术信息，也有很好的学术氛围激发学生组建团队去讨论一些真正的学术问题。但我知道，在我们这种金融气氛浓厚、强调应用性的高校，老师如果不能意识到对学生批判性思维的训练和思考能力的培养，是相比眼花缭乱的技能传递更为核心的问题，那么，所有的孩子，经过课堂表演性质的知识大雨，就像被一瓢水淋过，貌似酣畅淋漓，但各个知识点，顺着下课铃声的响起，就会滑溜溜地消失，在对付完期末考试后，教材又原原本本地还给了老师，学生如果无法通过系统的思维训练，所有的知识，必然无法参与他们的个体成长，也无法在具体的生命实践中，达到活学活用的目标。从一开始，我就意识到，专业课堂中，我面对的最大挑战，是如何在四平八稳的教学流程中，找到一些缝隙，激发学生想问题的欲望，并尽可能在有限的课堂训练中，激活学生对时代的感知和对自身的认识。在文学思潮、文学史所叙述的每一个转折处，我想知道，历史或现实，到底能在多大的程度，和这个群体产生关联？他们能否发现，自己其实也是建构历史的一员？——以我多年的观察，我发现所谓的重点大学和一般大学，学生最大的差别，并非来自智商，而主要来自他们是否拥有更多的机会，进行学术思维的训练。这种综合的训练，和以前的应试思维完全不同，如果大学教育无法通过课堂将应试的痕迹剔除干净，这些孩子就算找到了工作，也无法彻底释放自己的潜能，上升的瓶颈立即出现。换一种上课的方式，属于学生的文学史，竟然呈现出了别样的生机。更让我意外的是，每次上讨论课，学生轮着要上台发言时，都会特别在意自己的形象，显示出一种难得的敬畏和庄重。我留意到大部分女孩子都修过眉毛，妆容淡雅、精致、得体，衣服也逐渐脱离了学生时代的宽松风格，显示出对女性身份的认同和确信。和内地女生比较起来，广东女孩不喜欢穿高跟鞋，不喜欢穿皮鞋，更不喜欢穿丝袜，她们习惯了穿休闲风格的平跟鞋，哪怕是穿裙子，也是脚蹬一双白色的运动鞋。我还留意到，在课堂的发言中，涉及一些敏感话题，诸如性和性取向，学生不会遮遮掩掩，而是大方而自然地表达自己的观点，“我们班的同学，没有一个从父母那儿获得性知识，只能通过书籍、电视、小说、电影等途径，男孩子都看过A片”。他们真诚、坦率、自然，和我大学时代面对两性话题的拘谨、封闭，构成了鲜明对比。确实，敞开，面对，是他们理解青春和生活的方式，也是他们这一代独有的进入文学史的方式。事实上，只要进入到学生的专业课堂，可以发现，日常生活中，除了“网络话语系统”和“共享话语系统”，他们还有一套自己的“学术话语系统”，尽管在当下的高校氛围中，就业的指挥棒，会很大程度上稀释掉学术氛围，但不能否认，对大学生而言，学习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，课堂是他们生活中最主要的场域，而课堂的表达和互动，客观上构成了他们的“学术话语系统”。第一次讨论课，“伤痕、反思、改革文学”专题，按照计划，将从第六周开始。在进入讨论前，我让学生联系自己和家族的经验，通过和家人的访谈，写下对1966年至1976年的印象。如果说，对当代文学史的理解，20世纪80年代向90年代的转型，是一个绕不开的节点，那么，对十七年和新时期之间历史阶段的认识和清理，则构成了理解当代文学史生发的关键，而这一时段，因为历史的隔膜，无论从老师的教学，还是学生的学习看，都难以找到最为贴切的方式。从我以往的教学经验看，学生进入这段历史，更多依赖文学作品得来的感性印象，《班主任》《活着》《黄金时代》《平凡的世界》是他们提到最多的小说，此外，杨绛《干校六记》《杂忆与杂写》、季羡林《牛棚杂忆》也成为他们了解历史的重要来源，电影《霸王别姬》更是他们对特殊历史阶段理解的教科书级别的影像资料。概而言之，学生对这段并不久远的历史认知，更多来自二手资料。在新的课堂尝试中，我对他们的首要要求，是尽可能还原语境，尽可能通过访谈、调研，进入自己的长辈、亲人、村庄、故乡去获得第一手材料。根据年龄推算，1516045班学生的爷爷、奶奶刚好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左右，见证了很多重要的历史时刻，在没有办法重回过去的情况下，和爷爷、奶奶聊天，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感知到一个时代的风云和气息，对学生而言，也不失一种进入历史的有效途径。在公共和个体经验之间，历史对我尚且存在隔膜，更不用说一群比我年轻得多的学生。十几年来，因为职业的关系，面对年轻人时，我始终坚持，能不能正视自己的生活经验，能不能直面自己，能不能和真实的生命体验打通，是决定年轻人能否产生力量的关键。我深知一群经过应试通道，来到我课堂的学生，因为此前长久对生命感受的剥夺，早已对真实的生活产生了深深的隔膜，在他们最富生命力、修复能力最强的时候，我不知课堂上有限的唤醒、激活，是否能帮助他们更好地实现自我认知，更好地接近历史真相，从而达到去蔽的效果？让我惊喜的是，一旦开启了个人经验和文学史的对接，学生眼中的历史烟尘，便和父辈的生命产生了关联，并延续到自身的经验片段。对出生茂名的朱海燕而言，残存的历史遗迹，因为时代的淘洗，早已成为村庄的布景。和海燕一样，浩天对于出生的古老村庄，也有深刻的印象，“尽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，离我有些遥远。但我还是能触碰到当年留下的痕迹。每次家中祭祖的时候，都会到上一辈人居住的老宅中祭拜。另一个记忆，是我小时候常去打羽毛球的一个破旧的将军府，府前的门墙上刻着精美的壁画。但是画的下半部分被破坏了，宛若割下一块皮肉。只是上半部分，较高的，人够不到的部分，才残留着先前的模样。每次看到被破坏的壁画，都会觉得可惜”。在第一次小组讨论课上，我留意到莫源盛在讲述《芙蓉镇》时，找到了一张当时的四类分子登记表。在历史的烟尘中，穿越时光的课堂，终于落实到了一个具体的生命。这些零星鲜活的个体，以其具体的遭遇，勾起了师生对一个时代的感知，并在课堂中，因为重溯、回望，突然照亮了很多暗处的阴影。这些课堂外细枝末节的勾勒、拨弄，也许能让他们意识到，任何一段教科书中的历史，其最有生命力的地方，正来自和日常生活的关联。如果说转型期，是理解当代文学史的一个基本前提，那么，当我置身广东的高校，置身一群主要由广东孩子组成的课堂时，我不能否认，个体经验中，对广东的回望、呈现，是我作为时代转型期的见证者，对自身的一种重要清理。我不能否认，在我的青春年代，广东给我带来的南方想象，事实上构成了我理解90年代的一种基本底色。1992年，我考上了湖南一所地方大学。南方不再作为一个抽象的词汇，不再作为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而存在。大学校园里，教外国文学的张老师，再三强调我们要学好粤语，街头巷尾，随处都可买到粤语磁带，毕业的师兄师姐，已有人不接受单位的分配，直奔南方寻找新的机会，在过年回乡的聚会中，隐隐约约的成功故事，已在暗处流传。我初中、高中升学无望的同龄人，他们的首要选择，依然是“去广东”。现在回望，恰恰是因为升学失败，在遍地机会的时候毅然南下，才让他们实现了人生的弯道超车。1993年，我初中的闺蜜，邀请我去城陵矶看她新开张的小店，她向我讲起消失几年去南方的见闻：“从广州到深圳，已没有农村，到处都是工厂，到处都是楼房，广东太发达了，太发达了！”几年以后，她离开父母极为满意、有固定职业的丈夫，抛弃了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的小店，再次义无反顾地奔赴广东，奔赴南方，并最终定居于此。更多与我大学时代相关的细节，同样充斥了南方元素，女生宿舍贴的图片是青春洋溢的刘德华、张学友、黎明、郭富城四大天王，伴随《公关小姐》《外来妹》的热播，从广州走出的杨钰莹、毛宁、甘萍的歌曲，响彻宿舍的每一个角落。这种零散的青春记忆如此鲜活，以至在广州定居多年以后，对这座城市，我始终充满了一种奇怪的情愫。但我没有想到，在多年以后偶遇的课堂中，因为讨论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，出生广东的90后学生，无意向我展示了南方的另一重图景。一个女孩在课堂上大声说，她对90年代的唯一的记忆，只与计划生育有关，她自己就是“计划生育逃出来的”。源盛对此进行了补充，他说他们村子，直到1996年才开始感受到计划生育的风声。我去过源盛的村庄，一个离广州两小时车程的地方，在粤西云浮郁南的一座大山里，他的堂哥刚刚三十出头，因为生计，外出打工，留守在家的妻子背后，站着一排高高矮矮、花花绿绿的孩子。另一个学生则提到，他对90年代隐隐约约的记忆，来自1998年的洪水，这几乎是我对集体主义信念尚存年代残存的最后记忆。课堂绕了一个大圈后，早亮终于进入正题，提到了谈歌的《大厂》，提到了90年代曾经出现过的一个巨大群体——下岗工人，而恰恰是这四个字，接通了我对90年代另一维度的审视，我猛然想起，时代的裂变，正是从这一不动声色的瓦解开始的，多年以后回望，我再无当初读《大厂》的感动，而是遗憾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家，过多停留在经济维度对一个群体进行审视，并未对随之而来因为财富的掠夺，所导致的社会断裂心生警惕。——我不能否认，在整个学生时代，广东的文化幻象，曾带给我诸多勃勃生机的想象，但对我而言，成为下岗工人，是个体关于这个时代最为深刻和真实的图景，也正是这一身份，让我接通了一个更为广泛的群体，而这个群体背后，其所隐藏的悲欢离合，显然也是90年代的真实布景。今天，他们的孩子已经长大，进入大学课堂，以讨论文学的名义，终于得以拉开二十年的距离，重新审视父辈的生存。在我的学生中，辛追的妈妈是下岗工人；2008年离世的洁韵，爸爸是下岗工人；062111班的胜轩，不但父母是下岗工人，姑姑、姨、叔叔都属于这个群体。90年代对他们而言，只是童年的朦胧印象，但他们也是在场者，是见证人，进入大学，他们终于理解了自己与时代的关系，终于意识到身边的人，其实也在建构文学史。我想起2018年1月，和浩天走在他的村庄，他不断询问我大学时代的事情，“上世纪90年代是多么久远啊”，我留意到在指向同一时段时，他喜欢用“上世纪”这种表述。这种不经意的用语提醒我，在我和他们之间，在我和我的二本学生之间，丈量时间的尺度，都已发生了根本改变。因为和这个群体相遇，我得以获得另外的视角理解时代更为丰富、本真的双重面向。对我而言，20世纪80年代向90年代的转型，伴随了整个成长历程，仿佛在转身之际便已完成，但对他们而言，这个过程，则犹如街角的拐弯处，待到回望时，呈现在眼前的，已是市场化落地后疯长的另一片丛林。我想起李萌在讨论课上的话：“我们横着去看这个社会的时候，当然可以说，我们很骄傲，我们的GDP增长了多少，我们在全世界排在第二，但是，当我们纵着去看这个时代，我们会发现，每个国家，每个朝代，都不重要，但每个人却变得重要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只有一生，每个人只有一辈子，我们都是在为自己的一生而奔波而劳动，我们的爱恨情仇，在整个时代背景下，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小小浪花，但它却会真切地落到每个人身上，会让人锥心至痛。我们站在远方、站在高处，当然可以看到远方的河水波澜壮阔，但当我们身在人群深处的时候，是否知道自己身处何方？”最后一次讨论课，关于广东作家。钟培栋在解读王十月《收脚印的人》时，提到了命运。他打扮时尚，语速极快，眼神里流露他们这一代独有的二次元气质，他一上台就抛出问题：我想问大家，你们相信命运吗？透过课堂，我仿佛看到一个群体，在向自己的未来发问。
“从未想过留广州”
毕业季来临，校园内到处都是穿着白衬衣、黑裤子、打着领结、穿着皮鞋的年轻人。他们脸蛋洁净、身材挺拔，迷惘的眼神和刚刚进校时的好奇、新鲜，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大学的时光确实很快，熬过大一的迷茫，进入忙碌的大二，大三倏忽就溜走了。大四已经不再属于他们，在学校和社会之间，大四是他们沟通两者的时间窗口，39路公交车站，成为他们通向外面的起点。属于他们的网络世界，一到毕业的关口，便显示了二次元的无力，便捷的电子设备，除了让他们更快地叫上快餐，更方便地办理“花呗”，现实的逻辑，依然没有改变。龙洞的房价，随着六号线的开通，已经毫不掩饰地嗖嗖上涨。对062111班而言，“房价”这个词，从未进入他们大学生活的视域，谁都没有想到，“房子”在他们毕业后的日子，悄然成为同窗分化的关键，但对1516045班而言，39路公交车站无处不在的房地产广告，不远处龙洞步行街的租房张贴，他们无法视而不见。课堂上，莫源盛坦陈从大一开始就关注房价。他们那个小镇，在他念高中时，首付只要一万多就可以办理入住，他外婆的那个广西小镇，一百多平米，首付同样只要一万多就可以换来钥匙。他不能理解，2016年从肇庆校区回到广州时，龙洞的房价还不到三万，怎么突然在一年之内，到像服了兴奋剂一般飙升到了四五万，数字的变化，恰如魔幻，让他诧异，也让他心惊。校园内弥漫的金融氛围，对任何专业的学生都有渗透，一场和数字有关的游戏，看似和这个群体无关，但实际上和他们的关系最为密切。和秀珊一样，源盛考上大学时，村里的人都用羡慕的眼神对他说，“你就好了，读大学了，可以包分配了”。他感觉无奈，不知怎样回答。从郁南遥远的大山，到达广州算不上中心的龙洞，赤裸的房价，将他生活的底色，暴露得一览无遗。这个有着文学梦想的年轻人，在大一的时候，曾偷偷写过几十万字的作品，在第一堂课的发言中，曾当着全班同学的面，告知他上小学的时候，还要打着火把才行。他来到广州念大学后，没有像同龄人一样，习惯性地沉湎在二次元的虚幻和抚慰中。他悄悄地关注现实，房价一直是他丈量自己和未来可能的尺度。他原本以为通过高考可以改变很多，现在发现，自己能握住的东西并不太多。大二时，他曾偷偷留意师兄、师姐的招聘信息，稍微好一点的单位，“非985、211，非硕士不可”；为了体验真实的上班族生活，他挤地铁、挤公交去市内兼职，“上一天班，什么都不想干，真的很累”。他渴望拥有自己空间的生活，他知道在同龄人中间，流行“活着就好”的信条。他想起村里人对大学的想象，但坚硬的广州，算来算去，仿佛无论如何努力，都难以在此驻留。他在默默的观察中，和小芬一样，已打定主意回到郁南的家乡。胡小芬同样知道广州的真实房价。当初高考时，父母怕她嫁给外省人，不同意她出省念书，她小姑嫁到雷州县，奶奶都嫌远。她离家的范围，妈妈的标准，只能在湛江嫁人，而奶奶的标准，只能在徐闻。小芬告诉她们，“现在交通方便，只要有钱就可以了”。“那万一没钱呢？嫁得近，过年回来能见双方父母，嫁得远，过年回来只能见一方父母”，妈妈的回答，让她无话可说，却也无意中卸除了她对广州曾有的幻觉，她内心坚定了回家的决心，奶奶和妈妈的召唤，对她极为重要。她从大一开始，就着手考教师资格证，她知道应该趁早为回家做好该有的准备，“广州的房子贵得离谱，现在想也没用，爸妈五十多了，根本帮不上忙，奶奶说，爸爸还指望我毕业后，回村给家人盖一栋房”。对1516045班而言，临近毕业，属于他们的大学时光还不到一年。刘早亮对自己的梦想，有过明确的描述，“有个稳定、简单的工作，有套房子，像普通的打工仔一样，娶个老婆，有个孩子，没有要发大财、开豪车的想法，只想过得简简单单”。早亮从来没有想过待在乡下，他目睹父母干活的辛苦，对此深有感触，妈妈为了增强他读书的动力，很小的时候，就让他干活，从无任何娇惯。他从小体验过割水稻、插秧的滋味，做饭、喂猪这些同龄人陌生的活计，他拿捏准确、得心应手，对劳累的家务和农活，他抱有深刻的记忆。父母最大的希望，是他不要回到农村，他们所经受的辛劳，不忍儿子复制。早亮理解父母的心思，他还未到结婚的年龄，但不让自己孩子受苦的念头，就牢牢扎根心底，这种生命的直觉，显然来自父母的灌输。他偶尔会有留在广州的愿望，但“看到房价，心都凉了”。他以此度量回到家乡小城的可能，他感觉要过一种平凡的生活，都非常艰难、非常不易。早亮妈妈来自四川偏僻的山村，在广东打工期间，认识了丈夫，生了第一个孩子后，妈妈留在家里，再也没有外出。2017年12月，我曾到他家拜访过一次。我想起早亮妈妈在收割红薯的地里，谈起大城市的房价，一种难以置信的空茫，跨越广州到小江的距离，逐渐弥漫在那张乐观、坚韧的脸上。我第一次意识到，城市和乡村的隔离，并不如我想象中那样确定，农村妇女，也并不如我此前的成见，她们对城里的事情并非一无所知。早亮考上大学，一直是这个远嫁的四川女子最强大的支撑，她此前所有的生活信念，就是努力经营好家里每一寸土地，咬牙坚持每一项能给家里带来收入的生计。村里没有孩子念书的家庭，早就建好了气派的楼房。妈妈对早亮毕业以后的处境，没有具体的感知，儿子带回来的关于广州房价的叙述，叠加她熟知的家乡小城的房价信息，这冷冰冰的数字，不经意中瓦解了一个女人朦朦胧胧的确信，无论她如何强调，“不怕的，没有关系的”，我始终难以忘怀脑海中的一幕：在落日余晖的傍晚，在收割红薯的地里，在谈论房价不经意的叹息中，一个农家妇女，对房子和孩子命运之间关联的在意。是的，和062111班相比，“房价”已成为我和1516045班同学之间不愿面对的话题。相比062111班将近三分之一的学生留在广州、深圳的事实，1516045班没有一个外来的孩子，理直气壮地和我说起要待在大城市，更没有一个孩子相信凭自己的能力、工资，能够买得起一个安居之所，能够在流光溢彩的城市立下足跟。对我而言，这明显的蜕变，中间的距离只有9年，如果说，062111班已经显露的分化让我担心，那么，对1516045班而言，孩子们不约而同的缄默和放弃，更让我直接感受到一个群体根深蒂固的困境。房子、房价对国家而言，只是一个经济维度的术语，但对1516045班的孩子而言，则是他们在离开学生宿舍后，锅碗瓢盆必须搁置的地方，他们的前途、去向、家庭、生活质量，都与此紧密关联。随着对1516045班学生了解的深入，我发现从刚接手时的隔膜，网络的屏障不再成为我担心的理由。我真正担心的，是他们用网络以外的语言，对自己生存困境的叙述，我害怕一个固化、贫穷、无出路、挣扎而无望的群体，变为残酷的现实。在孩子们偶尔扮酷的表达中，我分明感受到一种无形的东西，对年轻人的挤压和剥夺，感受到他们青春的色彩，正变得越来越黯淡和斑驳。飞涨的房价、贬值的文凭、日渐减少的工作机会，已成为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真实生存，废柴逆袭的情节，真的只能在二次元世界中出现，现实中，他们茫然四顾，根本看不到金手指的身影。这一代孩子，面对自己的处境，竟然认为一切都理所当然，他们无法想象一个不用租房的时代，无法想象一个年轻就该拥有爱情的时代，也从不怀疑高房价的合理性。他们一出生就面临市场的单一维度，只能在消费主义的碎片中，映照自己的身影，这妨碍他们从更多的层面去理解自己的成长，妨碍他们从个人成功的价值观突围出去建构自己完整、充实、自我主宰、充满力量的生活，他们是原子的个体，只能从成功学的角度来理解自己的命运、生活，他们没有力气，也不屑于进入社会分析的层面，给卑微的个体找到一个恰当的定位，他们甚至对某种宏大的东西充满警惕，恰如考上复旦的辛追所言：“作为一个写作者，对我来讲，阶级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，我只关注具体的个人，我只关注具体个人的具体情况，及其具体的禀赋、具体的困难，而阶级不阶级这个东西，我是很排斥的”。是的，他们对政治话题、公共话题难以提起兴趣，也不追究房子涨价的逻辑，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改变社会，他们隐藏在各类小确幸里，隐藏在社会坚硬的阴影下，是一个拥有年轻躯体，却任由青春缄默的群体。在社会喧嚣、泡沫、造富的个人神话中，时代就这样将一群孩子架在钢丝上。1516045班的孩子，是这个群体的一部分，作为班主任，我见证了他们的挣扎和叹息。

2019年11月2日修改

▲2020-1《十月》目录

中篇小说

玫瑰开满了麦子店/005 石一枫

骑鹅的凛冬/105 郑小驴

宋时光/132 晓航

短篇小说

在医院里/078 朱秀海

航班延误/093 裘山山

散文

遥远的局外/074 陈丹青

金沙江的幽暗处/123 陈洪金